美国公然与地球为敌？废除气候法案，纽约街头骂声一片
这感觉就像一出荒诞剧，舞台就设在世界的十字路口——纽约。当美国环保署那帮人，面无表情地宣布要撕毁一项科学认定，说温室气体可能没那么“危害公众健康”时，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气氛。
走在曼哈顿的街头，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割裂。一边是摩天大楼里西装革履的精英们，盘算着如何从松绑的政策中再捞一笔；另一边，是行色匆匆的普通人，他们抬头看看被雾霾笼罩的天，心里想的却是孩子们的未来。
唐尼尔，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客，靠在街边的报刊亭旁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“这不是个好主意，”他说话的口气，像是在评论一场拙劣的魔术表演，“总有些家伙想把黑的说成白的，就为了自己口袋里那点儿利益。这么干，太蠢了。”
他的话音未落，旁边一位叫斯蒂芬的年轻人就接了上去，他戴着耳机，但显然也听到了我们的谈话。“这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，懂吗？任何能让我们更爱护这个星球的事情，都值得去做。现在这世道已经够乱了。”
这种愤怒和不解，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传播。一位叫苏珊的女士，打扮得体，看起来像个中产，但说起话来却毫不客气。“我真搞不懂他们图什么。这对经济没好处，对老百姓没好处，对这个国家的未来、对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没好处。到底是什么魔鬼在驱使他们这么干？”
这不仅仅是几个路人的牢骚。这背后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“科学政变”。那份被他们企图废除的“危害认定”，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文件。它的根子，要追溯到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桩里程碑式的判决——“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案”。
当时，最高法院一锤定音，裁定温室气体属于《清洁空气法》管辖的“空气污染物”。这就等于给环保署下了一道死命令：你必须去研究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害，如果有，就得管起来。于是，才有了2009年那份石破天惊的“危害认定”，它成了奥巴马政府后续一系列气候法规的法律基石。现在，特朗普政府想做的，就是把这块基石给抽走。
这步棋走得又狠又险。一旦成功，所有基于此的减排法规，比如对汽车尾气和发电厂的限制，都将失去合法性，瞬间土崩瓦解。这就像是拆掉了一座大坝的地基，想让洪水淹没一切。
加布里埃尔，一个看起来刚当上父亲的男人，推着婴儿车，脸上写满了忧虑。“我们现在谈论的冰川融化，海平面上升，听起来很遥远。但四十年、六十年后呢？那是我孩子要面对的世界。我们正在透支他们的未来。”
这种行为，在国际上看，简直就是一场外交自杀。唐尼尔那句“我们已经在外界看来像一群傻子了”，说得虽然糙，但理不糙。一个曾经领导世界制定规则的超级大国，现在带头撕毁规则，这让盟友们怎么想？让对手们怎么看？
这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“倒车”。就在那一年，白宫的行动清单长得吓人。一月份，刚上任就火速宣布再次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顺手叫停了所有海上和陆上风电项目的审批。这就像一个赌徒，刚输了一把就掀了桌子。
二月份，白宫干脆宣布，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，取消所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活动。三月，环保署开始动手，废除几十项重要的环境法规。四月，又给煤炭行业松绑，说不能再“歧视”这种“传统能源”。
到了五月，环保署更是图穷匕见，直接起草方案，要取消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。七月初，一份所谓的“大而美”法案出台，大幅削减了对清洁能源的税收优惠，把省下来的钱，大方地塞给了传统能源巨头。
最绝的是，就在全球气候大会紧锣密鼓筹备之际，美国国务院悄无声息地裁撤了全球变化办公室，解雇了最后一批气候谈判代表。这意味着，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桌上，代表美国的椅子，将会是空的。这是一种姿态，一种赤裸裸的挑衅：这个游戏，老子不玩了。
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迈克尔·杰拉德教授，一位研究气候变化法律的顶尖专家，看得比谁都透彻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特朗普政府这么做，根本不是基于科学，尽管他们也找了几个“听话”的科学家来站台。
“这完全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，”杰拉德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他们不认为气候变化是什么大问题，所以不愿意付出任何经济成本。撤销‘危害认定’，是他们废除整个减排法规体系的关键一步。”
为了让这种倒行逆施看起来“合理”，他们甚至篡改了一个关键的经济学概念——“碳的社会成本”。这个指标，是用来估算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会给社会带来多少经济损失的。奥巴马政府时期，这个数字相对较高，所以很多环保法规在成本效益分析中都能过关。而特朗普政府，大笔一挥，把这个数字砍掉了90%以上。通过这种会计上的小伎俩，几乎所有的环保法规都变成了“不划算”的买卖。
杰拉德教授对此嗤之以鼻：“这项决定肯定会在法庭上引发激烈的诉讼。我高度怀疑他们能成功。他们拿出的所谓科学证据非常薄弱，根本无法对抗支持气候变化是重大问题的大量科学研究。”
然而，这种做法的破坏力，并不仅仅在美国国内。它像一颗石子，在全球气候合作的平静湖面上，激起了恶劣的涟漪。杰拉德教授忧心忡忡地表示：“这会给其他国家那些反对气候行动的政府提供绝佳的借口。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，‘你看，美国都不干，我们凭什么要干？’”
但有趣的是，世界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剧本走。当美国选择转身离开时，欧洲和中国并没有选择跟随，反而下意识地向前迈了一步，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领导力真空。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，一个在全球绿色转型中重新定义规则和标准的机会。
即便是美国国内，反抗的力量也远比想象中强大。苏珊女士的判断就非常冷静：“我认为这事儿最终成不了。绝大多数人，甚至包括很多工业界的大佬，都不同意这么干。我希望工业界能继续努力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这是世界的大方向，不是谁想挡就能挡得住的。”
她的希望并非空想。那些掌握着巨额资本的华尔街金融机构，也开始用脚投票。他们越来越清楚，投资一个正在被气候变化摧毁的未来，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生意。
说到底，这场围绕气候问题的博弈，本质上是两种世界观的对决。一种是短视的、自私的，只看重眼前三五年的财报和选票；另一种是长远的、负责的，关心的是人类文明能否在这个星球上可持续地存在下去。这不仅仅是政策之争，更是文明方向之争。
美国政府的这番操作，无异于在全球舞台上演了一出“皇帝的新衣”。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，却没料到，无论是纽约街头的普通市民，还是象牙塔里的顶尖学者，亦或是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对手，都没有配合他们演出的意思。毕竟，地球的温度计，可不会撒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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